我是80年起一直跟随先生工作，直至先生离开我们，算起来正好20年。先生虽然离开我们有1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回忆起和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不但在科学专业方面得到他的亲切指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坚持原则、克己奉公、以诚待人方面聆听了他的许多教诲，由此也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凡和先生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他为人耿直，脾气比较急，不管你是熟人还是第一次见面不熟悉的人，稍有不逊就会遭到他的严厉批评，从不顾及时间、地点、场合和周围环境。在他的眼里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往往当场就脱口而出严厉批评和指责，常常让人尤其是让不熟悉他的人下不了台。先生对自己的这个性格时常也感到后悔，并自责，但正所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就是始终保持者这一种性格的人。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少不了被他呵斥过，但我到觉得他更像父亲一样对我们缺点、错误是“恨铁不成钢”当场给予指出和批评，这也是一种爱！

1988年为筹备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会议，我陪同葛先生访问了俄罗斯和波兰。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俄罗斯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索非尔教授就告诉我们，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奥熙毕杨院士有紧急事情去外地，不在莫斯科，不能会见葛先生了。葛先生一听就发火，当场就拍桌子，说好了的见面怎么就改了？当时气氛非常紧张，显然索非尔教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是一个劲儿道歉，表示马上和奥熙毕杨院士联系，明日一早报告会上给予结果。第二天索非尔教授一边道歉一边告知我们，等我们访问波兰回莫斯科后奥熙毕杨院长一定会见我们。我们从波兰回来的当天，奥熙毕杨院长就在俄罗斯科学院院部会见了我们。会谈中，奥熙毕杨院长首先为葛先生此行来访不能及时会见表示歉意，同时也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准备派一个大型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会议，这也为后来打破西方抵制六四事件后在北京召开高规格国际会议打下了一个前期准备和基础。

在波兰金属物理研究所访问期间一个星期天，鲁娜斯卡教授在家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后我们在回家路上，葛先生问我，你注意到没有，她家给的汤里面只有一块肉。我说我注意到了，您的汤里还有一块肉，我的汤里根本没有肉。先生叹了一口气说，看来他们国家现在经济比较困难，我们是否把国家给我们的生活零用钱一起给他们买一些巧克力吧。就这样我们两人把所有生活零用钱凑在一起买了一些巧克力第二天送给了鲁娜斯卡教授。

先生的生活是非常简朴，并且也非常体贴我们下面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们有事一起外出总是他请我们吃饭，但决不让我们有丝毫浪费，许多同志都知道每次都要求我们“光盘”行动。他对自己穿着打扮从不讲究非常随便，上班、出差常穿的是化 50多元钱买的劣质皮夹克。可是赈灾救灾却异常慷慨，常常一拿就是千元、万元。

先生的一生为国家为科研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当今，他发明的葛氏扭摆内耗仪是唯一以中国人命名的物理科学测量仪器。目前世界上有近千台这样的仪器在各国实验室运转着。它们激励着我们要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为振兴中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