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日，是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国际内耗研究的泰斗—葛庭燧院士的100周年诞辰，是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

葛庭燧院士是我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期间所崇拜的科学家之一。我们班上的一些优秀同学，比如孙宗琦、章安庆、潘正良、巴图等在1962年毕业时，都报考了他的研究生，除了巴图成为何怡贞先生的弟子以外，其他人都成了他亲自授业的亲传弟子。跟葛先生一起，他们都为材料位错、内耗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人愚钝，毕业之后没有能投身于这一事业，也没有能在这门科学上有所贡献。而是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转入了当时刚刚起步的高压科学的研究。

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有时就是这样的奇妙。虽然，我曾经失去了成为他的学生的可能，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近了这位科学的巨人，跟他一起工作，了解到他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就是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合肥固体物理所（以下简称固体所）的初期建设。

记得是1979年的春、夏之交，那是文化大革命过后，百废待兴的日子。葛先生代表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金属所）及时提出了建立固体所的建议。由于在国内科学界长期对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的忽视，在中国的内耗研究受到严重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后期，葛先生因为在解放前参加过进步运动以及抗日运动，反而成了‘特嫌’，迟迟得不到解放。粉碎四人帮后，葛先生已经不再从事内耗的基础研究、而改行研究声发射、断裂等应用性较强的课题。后来，孙宗琦在日文金属学会报上发现日本的内耗同行Koiwa写的关于葛庭燧对世界，日本和中国内耗的贡献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语句“他老人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安在”等等。葛先生看后，极为感动，决定复出。1978年，第三届全国物理学年会在庐山召开，关于内耗的发展方向的评述报告本来应该非他莫属，但是，他还是推荐了当时还只是助理研究员的孙宗琦上台代他作报告，这体现了大科学家的坦荡胸怀，王者归来的气度，也是现代伯乐的楷模。1979年正是一个刚结束文革劫难，需要大家重新思考、拨乱反正的振奋时期。

当时，物理所已经进行着固体凝聚态物理的研究，为了界定物理所和新的固体所之间的关系，中国科学院指定物理所和提出倡议成立固体所的金属所的代表葛先生和龙期威一起讨论。当时，物理所的与会人员是章综院士、范海福院士和我。会议在北京三里河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开了两个星期，由时任科学院数学、物理和天文学部主任的章综担任组长、主持会议，主管新所成立的科学院院部的韩大星担任秘书、副组长，具体负责记录和资料汇总。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会，但是，我们却要解决合肥固体所应不应该建、如果要建的话，主要的工作方向应该是什么的大问题。

虽然，我当时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认识了葛先生，互相也相当熟悉。但是，这一次会议却是我唯一一次跟葛先生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而且是决定这么重要事情的一次磋商和论证。因而，记忆特别深刻。

很明显，葛先生和龙期威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会上，论述了由于位错理论的出现，为内耗的理论和实验的发展，也为金属的电子理论，金属材料的强度理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在会议期间，我惊奇地看到孙宗琦的成长。为了解答可能出现的问题，葛先生让孙宗琦来到会议场所。一旦葛先生需要什么数据、什么资料，孙宗琦就能及时进入会场，为大家给出准确的说明。在那样的小会上，孙宗琦还为大家做了一个关于内耗研究的过去、当前和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全面的报告。这是一个很有分量、极具前瞻性的报告。这个报告让与会代表对内耗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深具信心。也为大家一致赞成在合肥成立固体所，并以内耗和金属理论为主的最终结果提供了依据。

孙宗琦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期间，学业就出类拔萃。但是，在1980年代，就能达到那样的水平，是我想不到的。我当时不胜感叹，“毕竟是名师出高徒啊！”。我从孙宗琦的成长，看到了葛先生，这位名师，对学生的因材施教、孜孜不倦的教育观点，言传身教，一丝不苟的教育实践，和甘当伯乐的王者风范。

会议结束后，我因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极为紧张，然后又准备出国，没有再介入以后固体所、以及其他新所的建设工作。看到固体所后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回忆固体所初创阶段的奠基工作，我感到无限的欣慰。只是，我觉得，龙期威教授和孙宗琦教授后来都没有能加入固体所，对固体所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直到2011年8月，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访问合肥固体所。但是在那里，见到的葛先生已经变身为铜像了。我凝神注视，一个中国固体物理研究所的创始者目光炯炯有神，好像仍在指引我们思考着内耗的未来。

葛庭燧先生为科学研究鞠躬尽瘁，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