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葛先生小7岁，也算是同龄人，特别是我们在沈阳共事25载，那是我们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53年，成立后不到10年，从欧洲和美国科研第一线回国的学子达到十余名。他们回国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遇，而是一心为了报国，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在所内形成了一个 “和谐的小社会”，虽然彼此间也有分歧意见，甚至有时会争吵，但是大家一致都服从党的领导，牺牲小我顾大局，以国家的任务为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本来以学科建所，把发展学科放在首位，但是为了执行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完成国防任务，金属研究所自1957年起逐步转向以发展新材料和新技术为主。
葛先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于是，他的内耗研究也转向实用材料方面，如在蠕变过程中的以短期推断长期寿命，内耗也用来研究材料中的疲劳现象，特别是他在无损检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除了传记中的那些事例，他还提出用声发射研究疲劳裂纹的形成与扩展。
在葛先生的指导下，由万耀光具体实施，金属研究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声发射装置。20世纪80年代初，万耀光随学部委员庄育智研究员调到当时的人事部“锅炉与高压容器检测中心”，使中心得到大发展，现已成为全国压力容器检测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先生在金属研究所除了在内耗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外，还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是促进了金属研究所优良学风问题；另一个是对科技人才的培养。
学风是一个研究单位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金属研究所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学风问题，除了重视当时所提倡的“三严”精神以外，我总结了八个字：“团结、奋进、求实、创新"——只有团结，才能持久，使研究所蒸蒸日上；只有奋进，才敢于拼搏，研究所才会有所作为；只有求实，才不会浮夸，取得社会的信任；只有创新，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研究所才能与时俱进。对于金属研究所优良学风的形成，我们这批早期到所里的学者，包括葛先生和何先生在内，起到了主要作用。
一个研究所的人才情况更是重要，它决定研究所的命运和前途，葛先生在这方面的业绩尤为突出。
历史上金属研究所有过三次学习高潮。建所初期，所里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很多，如果不是材料或冶金专业，必须补课才能适应；况且，那时还招收了上百名中小学毕业生，对研究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从国外归来的学者教他们专业课，教他们如何查阅文献、做实验、写文章，使研究所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这是金属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葛先生已是分工培养干部的副所长，当时全国刮起理论风，中国科学院把金属物理研究中心放在沈阳，物理研究所金属物理研究室被取消，部分研究人员迁到沈阳。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金属研究所大兴学习之风，在三年(1961～1964)时间内，包括聘请所外专家，共开了16门专业基础和专业课，还开办了面向全国的位错和金属电子论学习班，一个影响更大、至今仍被传为佳话的事件是，李薰和葛庭燧也参加了部分课程的学习，学完后还参加了考试，并将分数公布于众。从此，研究所逐步形成了努力学习业务、钻研业务的良好风气。第三次学习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葛先生和何先生已迁往合肥。
此外，葛先生所领导的金属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也培养了很多为国防任务服务的能将，他们离开了内耗研究室而另有任用。如文中所描写的“容大”(容保粹)，20世纪60年代曾被调出来从事开发太阳光聚焦产生高温熔炼高线金属，还有一位人们称他为“周三”(周本廉)，被调出来主持“高温物性测试基地”，服务于宇航，后来被选为院士。
何怡贞先生除了研究光谱学以外，还主持过全所的化学分析室，其业绩在国内领先，这些都是金属研究所完成国家重要任务的保证。至今还有两位70岁高龄的老专家董瑞琪和田继丰仍在无损探伤和失效分析工作第一线发挥作用，他们也都是来自葛先生主持的“一室”。
为了纪念金属研究所创始人李薰和葛庭燧的业绩，50年后，金属研究所的两座研究大楼，一座命名为“李薰楼”，一座命名为“葛庭燧楼”，并为他们精铸了半身塑像，在国家实验室设立了“李薰奖”和“葛庭燧奖研金”。
葛先生1980年到合肥后，主持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在内耗研究方面有了更大发展；进入21世纪，他又以纳米技术为重点，使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研究所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下面是发表在《追忆葛庭燧先生》(《蓬莱文史》24辑)中的一组数据，或者可以说明葛先生的贡献：每年SCI论文数在全国各科研机构中排名第20位左右，1995～2004年被引用次数排名第八，2003～2005年，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数排名居全国科研机构第一。
可以说，葛庭燧到哪里，哪里就会开花结果，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事业心!祝愿葛庭燧院士的爱国与治学精神永放光芒！
90岁老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
师昌绪
2010年7月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