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节，我正在武汉我的父母家里休假。春节刚过，突然收到何怡贞先生的来信，要我暂时不要回沈阳金属研究所消假，立即到合肥固体物理研究所，她在固体所等我。
1977年沈阳金属研究所开始了非晶态物理和材料的研究，何怡贞先生受命调研非晶态的文献，开始了金属玻璃力学性质的研究，并参加了在无锡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非晶态物理和材料学术会议。1978年何怡贞先生邀请我参加她的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当时有三个人，除了我们两个人外，另一位是牟季美。到1982年，我们在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非晶态材料力学性质已经有几年时间了，非晶态内耗的工作已做出了一些结果，并参加了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非晶态物理和材料学术会议，报告了我们的工作。何怡贞先生调到固体所后，牟季美出国了，她就要我到固体所来参加固体所非晶态组的筹建工作。
在1982年，国内交通还不是十分方便，没有从武汉到合肥的直达车，我从武汉乘江轮顺流而下到了芜湖，由于江中有雾，轮船晚点，到达芜湖的时间已经中午，过江到芜湖北，每天从芜湖北只有两趟开往合肥的火车，白天开往合肥的火车已经走了，只能等待晚上八点的火车，到达合肥的时间是3月1日的零点。我第一次到合肥，半夜三更，分不清东南西北，出了火车站，有一辆旅店招揽生意的大客车，说旅店离火车站不远，很方便。我和一些旅客上了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了花冲旅店，这个旅店看来是才开张的，房间好像刚刚粉刷过，墙壁很白，客房里只有几张床和被，其它什么设施都没有，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我们只好对付一晚。
天亮起床后问旅店的工作人员，去中国科学院怎么走？旅店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科学院，周围的人也不知道。原来当时合肥人把科学岛称为“宾馆”或者“董铺岛”，问科学院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只好查电话号码簿，打电话到合肥分院总机，问怎么才能到合肥分院？后来知道，分院有一个电话班，我们打电话都要通过电话班。对外打电话时，先打通分院电话班，把要打的电话号码告诉话务员，话务员接通电话后才能通话。当时对外通讯的方式有三种：电话要经过电话班；写信和电报要通过邮局。没有手机，也没有电子邮箱，可见当时合肥市的通讯是多么的落后！
我从花冲旅店乘2路公交车到大东门，换乘3路公交车沿长江路到农机三厂，现在称为省电气学校，我从东到西横穿了大半个合肥市，给我的印象是：合肥市不大，只相当于沈阳市的一个区。城市小，买东西不方便，特别是买科研器材，很多东西在合肥市都买不到，常常要到南京或者上海订货，很不方便；合肥的街道狭窄，在繁华的长江路上，一辆公交车几乎占了半个路面，车多拥挤，公交车开得很慢；在合肥市几乎看不到五层以上的建筑，最高的建筑是百货大楼。出了五里墩向西行，就是农村了，两条单向行驶的、高低不平的沥青马路，两边是农村，除了庄稼地就是茅草屋，砖瓦房都不多。从农机三厂换乘24路公交车到十里庙，转向北，走沿环湖东路，现在的西二环路到大杨店，向西拐，沿着董铺水库转了半圈。当时科学岛的大桥没有修好，只能这样走，合肥市还没有出租车，也不能乘坐出租车。24路公交车是一头两尾，即有两个终点：科学岛和三十岗。科学岛的汽车站在现在菜场的西边，车很少，一个小时左右才有一班车，24路公交车大部分是开三十岗的。我初来咋到，不知道24路公交车有两个终点，上车后问到安光工厂的一位工人才知道，她说她也到科学岛，要我跟她走。车到了大转弯下车，步行20多分钟才到岛上，已经到了要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当时合肥市的交通很不方便，我们从岛上乘车进城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乘公交车，车很少，等的时间长，还要在农机三厂转车；再一个方法是乘岛上的班车，当时固体所没有车，只能乘别的所的班车，乘客少时还好，乘客多时班车只拉自己所的人，我们只好再找别的车进城。
当时岛上有四个单位：合肥分院；安徽光机所；等离子所和正在筹建的固体所。智能所不在岛上，他们所的实验室和办公地点在梅山路，在智能所的大楼建好后才搬到岛上的。全岛只有一个招待所，就是现在实验学校办公楼所在的那个楼。固体所先来的人住在西区宿舍，82年初来的人只能住在招待所，东区的宿舍楼1－4栋已经建好，还没有交工。
在1982年3月份，固体所正式成立时人不多，大约30～40人左右。葛庭燧先生是合肥分院的副院长和固体所筹建的负责人。固体所正式成立后，葛先生担任第一任所长。固体所的实验室分布在三个地方：
(1). 三号楼。三号楼本来是等离子所使用的，固体所筹建时，分院答应把三号楼全部给固体所。但是，等离子所的四号楼正在改建，等离子所答应先把三号楼的一部分给固体所，给固体所的部分是三号楼的一楼东边，其余部分要等到四号楼改建完成后再给固体所。当时三号楼的结构与现在不同，南边是房间，走廊靠北窗户，一楼东边只有5－6个房间。现在三号楼走廊在中间，两边是房间的结构是80年代末三号楼改建后的结构。最东边的两个房间是内耗实验室，中间是非晶态实验室，最西边是葛庭燧先生的办公室，就是现在大型计算机办公室的位置。这个房间中间隔断，南边是葛先生的办公室，北边作开会用。后来，固体所人员不断增加，四号楼的改建迟迟不能如期完成，葛先生就急了，要求等离子所按预定的日期把三号楼交出来，于是就传出来说葛先生“霸道”。最终，在四号楼改建完成后，等离子所才全部腾出了三号楼，三号楼全部归固体所使用了。
(2). 三号别墅。当时的三号别墅改建基本完成，但仪器还没有到。在固体所正式成立后，透射电镜、俄歇、X射线衍射仪陆续到货安装了，还建立了金相实验室和液氮机。到1985年，三号别墅变成了董铺岛的窗口，外来的重要人物都要领到三号别墅去参观。
(3). 位置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正电子湮灭实验室。
在建所初期，固体所的条件虽然艰苦，大家还是非常努力。因为当时内耗室的人大部分是新手，为了更好的开展内耗工作，葛先生亲自讲课，其他室的人只要愿意也可以参加听课，使内耗知识在固体所得到普及。大家工作也不分你我，只要安排到谁，谁就不分份内份外去做。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固体所的后勤部门经常从合肥的坝上街批发市场拉一些蔬菜来分给职工，有时候拉来的蔬菜不够分，他们宁可自己没有，也先满足其他职工的需要。
在葛庭燧先生担任固体物理所第一任所长期间，固体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难，但在葛先生的领导下，固体所还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
在管理方面：建立了一室三处：所办公室、业务处、行政处和器材处。
在科研方面：葛先生提出和建立了四态：缺陷态(组长：葛庭燧先生)、非晶态(组长：何怡贞先生)、表面态(组长：戚震中)和分子态(组长：俞先铎)。还有孔庆平先生领导的蠕变组；郑庆棋领导的理论组；吴希俊领导的界面工程组等，科研工作走上了正轨。在当时，葛先生不设立研究室，所内全部是研究组，所长直接领导研究组。横向课题还承担了马鞍山钢铁公司的火车车轮轮轱的课题。
在所区建设方面：三号楼全部都归固体所了；三号别墅建成了董铺岛的窗口；建立了加工站；还建立了食堂和鱼塘，每年国庆节、元旦和春节都分鱼给全所职工。
到了1986年，葛庭燧先生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了，从合肥分院副院长和固体所所长位置退了下来。固体所第二任领导班子是：吴希俊任常务副所长，负责固体所的日常工作；董远达任副所长；书记是姚明军。
1986年，葛先生请德国的纳米专家H. Gletter到固体所来讲学，Gletter作了一个纳米材料的报告后，固体所就准备研究纳米材料了。1987年的春天，当时的所长吴希俊找到我和杜家驹，要我们开展纳米结构材料的研究。我答应了开展纳米结构材料的研究，于是开始调研了纳米材料的文献，找到做电镜工作的沈辉，在沈辉的建议下，我们用电镜的镀膜机开始了制备纳米颗粒工作。朱勇回国后没有回到表面研究室，参加了我们的制备纳米材料的工作。到1987年底，我们已经制备出7－8种金属材料的纳米颗粒。1988年为了争取纳米材料研究经费，将获得的结果打印成报告，吴希俊和我带着这份报告到北京宣传纳米材料；沈辉和朱勇用激光方法继续制备纳米颗粒；刚回国的李宗全也参加了纳米结构材料的研究；朱勇将这些工作写成文章，1989年“金属毫微粉的制备”一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这是固体所发表的第一份纳米材料研究的文章；在1987年，张宏飞开始设计和加工专门制备纳米结构材料块体的装置，到1989年－1990年这台装置完成加工，主要是朱勇和蔡民两人进行了调试。后来，这台纳米材料制备和原位加压装置通过了以钱临照先生为组长的专家组的鉴定，并获得了科学院的科技进步奖。与此同时，葛先生派崔平去德国制备纳米试样，崔平从德国带回了纳米试样，并对纳米材料进行了一些物性测试。
在开展纳米材料研究的同时，高温超导材料的研究也如火如荼的开始了。在三号楼的一楼大厅里，专门放了一块黑板，在一段时间，在这块黑板上，每天都报道固体所高温超导研究的最新情况，高温超导温度不断攀升，非常热闹，这主要是戚震中研究组和杜家驹研究组的贡献
在第二届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固体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管理方面：确立了一室两处的结构。
在科研方面：因为俞先铎的调离，分子态组被撤消，但保留了其余的所有研究室。并开展了纳米和高温超导两个方面的研究。
在所区建设方面：重新装修和改建了三号楼，把三号楼改建成现在的走廊在中间、两边是房间的格局；新建了2000平米的小楼，规划了固体所的所区。
当时全国搞起了经商热，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吃皇粮”，固体所让杨世卿办了一个“四达公司”。
至此，固体所已经建立起来了，在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固体所的所区、研究方向、人员数量、行政结构等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了。
水嘉鹏
2011年11月1日
